2022年9月22日晚，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逸仙高研讲座”首讲在中山大学南校园怀士堂举行。高研院特邀访问教授葛剑雄主讲《历史地理环境与中华文明》，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谢湜教授主持讲座。
讲座伊始，葛剑雄教授从“什么是地理环境”这一问题出发，介绍了地理环境的定义——生物（特别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地球表层。而地理环境可分为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上述三者各以某种特定的实体为中心，由具有一定地域关系的各种事物的条件和姿态所构成。三者间在地域上和结构上又互相重叠、互相联系，从而构成统一的整体地理环境。葛剑雄教授介绍了自己曾经在南极长城站考察时，亲眼所见南极海水检测出了随洋流漂来的铅微粒，由此可见，地球上已经很难找到不受人类影响之地，地理环境受到自然与人文因素的交错影响，并处在不断变化之中。了解历史、文明发展过程，必须了解历史地理环境。
葛剑雄教授在讲座中
接着，葛剑雄教授从两方面出发，分析了历史地理环境对人类和人类社会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历史地理环境为人类的产生、生存、发展、消亡或离开这个环境提供了物质基础，决定了这个环境中包括人类的一切生物及其活动，都不可避免地有产生、发展以至消亡的过程。在这个环境中的一切物质和由物质产生的能量不增不减，只能以各种形式进行转化或传递。人类的一切活动必须顺应这一环境的内在规律，但与此同时，历史地理环境也为人类发展留有相应的自由。人类只要不违背它的内在规律，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利用这一环境。
《黄河与中华文明》书影
中华书局 2020年
随后，葛剑雄教授结合中华文明的地域特点与发展历程，具体地分析、呈现了历史地理环境对中华文明发展的作用。首先是对黄河中下游历史地理环境与文明起源的关系的讨论。在旧石器时代，中国大地曾经有过“满天星斗”的文化，然而，其它文化最终断绝，黄河流域文明却得以延续，引领四方，并进一步传播至各地。葛剑雄教授认为，这与黄河流域文明在地理环境上的有利条件有关。第一个有利条件是黄河流域的气候。据竺可桢等气象学家研究，6000年前中国整体气候处于温暖期，彼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年平均气温比现今高2摄氏度左右，河南安阳一带气候大致与今天的云南西双版纳相当。这种气候条件下，长江流域气候过于湿热，不利于文明发展；而黄河流域气侯温暖，湿润多雨，适合农业生产，成为最适宜早期文明发展的区域。第二个有利条件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地形。黄河中下游基本为黄土高原与黄土冲积平原，土壤疏松，有利于当时无铁质农具、只有石器与木制农具的条件。稀树草原地貌也对清除植被、开垦耕地更加有利。葛剑雄教授指出，一种常见的误解是西北地区、黄河中下游在以前都是森林。实则森林只长在未被黄土覆盖的地方；而相反地，兰州附近有着世界最深的黄土层，厚度达两百多米，这样的地方则不可能长出森林，其标准地貌为稀树草原。第三个有利条件是土地面积大，且中间无完整的地理障碍。据计算，这一片土地的面积超过了北半球著名的“肥沃月湾”，再加上土壤疏松、需要清除的植被不多，利于形成大面积农业区。而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是人类群体的出现、阶级与专业化的人的形成。专业化的群体需要食物供养，黄河流域的大片农耕地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有力促进了这一分化形成与文明发展。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第四个有利条件则是接近外来文明传入途径。根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结论，小麦、绵羊、黄牛、马等动植物都非本土产物，乃是从巴比伦传来；青铜冶炼技术也是自两河流域传入，从新疆西部向中原逐渐传播，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实现技术与原料的本土化。此外，小麦的推广时间与夏朝的建立时间基本一致。葛剑雄教授认为，夏从禅让制走向世袭制与其统治者拥有强大物质基础有关，小麦的推广普及使夏这一部落联盟能够生产出更多满足生活必需的粮食，从而巩固其统治基础。与此同时，还需注意到黄河中下游地理环境的不利方面。人类能够驯化的作为粮食的植物只有十几个品种，基本上都生长在地中海式气候区，而黄河中下游不是地中海式气候，这对文明的发展造成一定限制。中国本土驯化的粮食作物，是北方的大豆、小麦与南方的水稻。大豆虽有其自身优势，但在满足人的食品需求方面却不如小麦；而水稻的栽培、生长所需条件，是地球上大部分地域包括中国北方所不具备的。这是地理环境局限的一面。
竺可桢提出的历史气候变化曲线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1972年
中华文明的第二个特点是完整地拥有黄河、长江两条大河。这样在黄河流域气侯出现不利的变化时，长江流域就可作为替代。这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非常积极的、不可替代的影响。2000年前的西汉初年，中原人犹视江南为畏途，并留下“江南卑湿，丈夫早夭”之语。直到中国整体气候变冷，黄河流域逐渐寒冷、干旱，长江流域却变得温暖、湿润、宜居。另一方面，经过初期的开发，黄土高原出现了环境问题，表面植被的清除与气候变冷后每年夏秋之交的集中降水加剧了水土流失。黄河下游泥沙不断淤积，形成悬河；一次受水太多，就造成决口泛滥改道。黄河在世界的大河中间改道最频繁，而且改道的影响范围最广，可以说已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害河，曾给中华文明带来巨大的灾难。若是只依靠黄河，中华文明就衰落下去；但黄河衰落之时，长江却几乎在同一时期兴盛起来。在农业社会，人口是最基本的生产力。黄河流域天灾人祸不断，人口基本上不断南迁至长江流域，再加上长江流域有利的条件，使其得到开发。一般认为，自唐宋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已经南移至长江流域，其后文化重心也随之南移。长江和黄河两地产生的文明交相辉映，保证了中华文明长盛不衰，并且不断得到发展，这样的条件是其他世界大国所没有的。因此，黄河、长江，都应该视作中华文明的母亲河。
中华文明的第三个特点是远离其他重大文明，这样的地理环境有利有弊。中华文明与其他重大文明距离遥远，与距离最近的重大文明——印度文明也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地理障碍，人流物流成本极高。此种环境带来的好处，即是近代以前中华文明从未受到其他文明武力入侵和强制传播。而自中华文明内部以观，虽有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和入侵，但华夏在人口、经济、文化上始终具有绝对优势。正因此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中华文明始终保持独立、延续的发展。这一环境的不利之处，则在于使中华文明对其他重大文明缺乏了解、交流的机会，始终处于被动接受状态，开放程度还是十分有限。
讲座现场
随后，葛剑雄教授探讨了“古代中国为什么不侵略扩张”这一问题。已有解释从儒家文化与中华民族特性角度出发，而葛剑雄教授认为地理环境是十分主要的因素。中国最早的统治者面对如此广阔的土地，产生了“天下之中”“天下共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广袤而肥沃的土地和初级资源，使得历史上中国的人口压力能在内部消化，不存在全国整体性的人口压力，也缺乏对外扩张的愿望和动力。中国能够自给自足的特殊地理条件造成“天朝无所不有，无需仰赖外人”的观念，特殊需求也可通过“朝贡”获得，这使得历史上的中国并无正常的外贸活动。此外，中国一直以适合农耕作为开疆拓土的标准，西汉时的疆域已基本奠定直至清朝的历代疆域基础，此后的开拓大多是反击入侵的延续，国力衰退时就会放弃。因而中国对土地与人口的接纳须视其“开化”的程度，如果认为当地人没有开化，甚至可以不接受这片领土。
西汉时期全图与清时期全图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
中国地图出版社 1996年
葛剑雄教授随即展示了西汉与清代的两幅中国历史疆域图，指出二者最大的不同在于青藏高原、蒙古高原与东北地区三大片地域。在西汉的条件下，这三片地域都难以进行农业生产，未被纳入版图。而到清代，东北地区作为发祥地与保留地归入领土；清朝入关前已统一内外蒙古，牧业民族作为中国最高统治者，将牧业地区也带进了中国的版图；而青藏高原在蒙古人南下征服吐蕃时完成统一，清朝时西藏的世俗领袖大多为蒙古人而少有汉人。这启示我们，当时的中国能够形成130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领土，是农牧民族合力作用的结果，也是因为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已经足以克服上述地域原本存在的地理障碍。
葛剑雄教授在讲座中
最后，葛剑雄教授总结道，文化自信本质上是文明自信，是对整体的中华文明——我们的先民在这片土地上所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总和——充满自信，不自卑崇外，并能以平等和欣赏的态度对待世界上的其他文明。正如习近平主席2006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的演说中提出的文明互鉴这一重要观念和原则。今天世界上其他能够继续存在的文明，也都是他们的先人在这块土地上形成、发展、保存到今天的，都符合人类发展的规律，都符合地理环境对这些文明的作用。所以每一种文明都应相互借鉴，相互学习，在倡导文明自信时，同样尊重其他文明。葛剑雄教授强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深刻理解习主席提出的文明互鉴的基本原理，以及它当下的现实作用和深远的未来意义，才可以做到费孝通先生生前所倡导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