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9日晚，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逸仙进阶讲堂系列课程之一“亚洲史导论”第三讲在中山大学南校园永芳堂233讲学厅举行。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学系特聘资深教授葛兆光老师通过线上授课的方式主讲“为什么‘从亚洲出发思考’？——从明治到平成：日本东洋学的一个面向”。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刘志伟授主持课程。
回溯学术史：日本亚洲史研究的转型之因
授课伊始，葛兆光老师通过列举近四十年来日本各种关于亚洲历史的著述，阐述了日本学界的核心问题意识，即“超越国家，将亚洲作为研究单位”。由此出发，老师向大家发问：为什么中国学界的研究取径并非如此？为什么“亚洲”对于日本学者之于日本史、中国史的认知如此重要？
葛兆光老师线上授课
面对这些问题，须从学术史中寻找答案。亚洲史研究的学术潮流，始于东洋和西洋。就“东洋”而言，日本的亚洲研究，在明治维新以后出现了三个方面的转型：学术取向上“趋向现代”、解释亚洲上“与欧人争胜”和政治上视东亚“有如国土”。
这一时期，日本学者们的治学观念，概括起来有三个特点：第一，打破“来自中国的中国史”观念，不再接受传统中国的王朝史观，也不再围绕中原王朝书写历史；第二，打破汉族中国中心观念，关注历史上的其它民族；第三，不再仅仅关注政治史和精英文化，而将目光投及中国社会，发现与运用各种新史料。
潮流背后：欧洲东方学对日本东洋学的影响
为何会出现如此潮流？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得不注意彼时欧洲东方学的发展状况。19至20世纪的欧洲东方学，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欧洲学者将眼光从“中国”放大到“亚洲”。他们掌握多门亚洲语言、积极发掘新史料，显现出与东亚学者截然不同的关怀。而这一取向，也在近代欧美列强的强大力量之下，逐渐成为潮流。
欧洲列强逐渐把握学术话语权的现实，使日本的东洋学研究深受刺激。葛兆光老师以白鸟库吉和内藤湖南的研究为例，阐述了彼时之日本东洋学与欧洲东方学相争胜的过程。羽田亨曾总结，明治、大正时代日本东洋学的进步，体现在考古资料与文献研究、古代语文、西域各国人种研究等方面。显然，这些新研究远超传统的“汉族中国”。现代形态的“亚洲史”研究，即在这一时期蓬勃开展起来。
学、政交融：东洋学发展与日本国内政治之关系
日本东洋学的蓬勃开展，更与明治、大正时代的政治难脱干系。学术与政治之间，向来难以有绝对的界限。涉及国家、民族和认同的历史学，更是如此。明治维新成功以后，东洋学的趋势，与日本试图成为东亚霸主的野心合拍。东洋学因而一时成为“显学”，彼时日本学界对于中国四裔的研究，即是政治意图包藏于学术的体现。
二战过后，“满蒙回藏鲜”问题消失。日本的亚洲史研究，也逐渐发生转向，更多地表现为对己身之关切。例如，井上光贞和石母田正等学者将日本放置于东亚历史与文化之中，通过考察日本古代国家的形成及其对现代日本的影响，来为本国寻求合适的定位。
井上光贞和石母田正对日本古代国家形成的论著
重提“从亚洲出发思考”：对中国学走向边缘的焦虑
在这一时期，由于社会制度差异、学院体制等原因，日本的中国研究渐有边缘化的趋向。1990年代以后，有些日本学者重提“从亚洲出发思考”，亦有焦虑于中国学衰落的原因在焉。在此方面，沟口雄三对于中国学方法论的探讨，显著地推动了日本学界的亚洲研究。葛兆光老师认为，相较于其他学者所言，沟口雄三的理念更为复杂高明：要想研究中国，就应将其放回应有位置之中。如果从亚洲出发思考问题，就能发现，亚洲问题与日本息息相关。与日本同处于亚洲的中国，在地理、历史上与日本联系紧密。由这一角度思考，则突显了中国学对日本学界的重要意义。近年来日本学界中国学研究的回暖，是沟口雄三等学者推动的积极结果。
学生提问
在余论部分，葛兆光老师对有关“中央欧亚”与“东亚”的概念进行了反思，同时也向大家介绍了近年来日本亚洲史研究的转向。在提问环节，同学们与老师展开了热烈讨论。随后，出席旁听的滨下武志老师点评本次课程。他就授课内容与葛兆光老师进行交流，同时也在回顾他们那一代学者与前辈之异同的基础上，对亚洲史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