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4月4日，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逸仙进阶讲堂“国家理论”在南校园340栋顺利开讲，由高研院特邀访问青年学者郦菁老师主讲。经过4月4日、11日和18日三次授课，郦菁老师结束了对“欧洲现代国家的诞生”这一专题的讲解。
郦菁老师首先列举了历史上出现过的“类国家”组织形式，以帮助同学们理解“国家”的特征。分别有中国自秦汉以来的“帝国”模式、希腊等地的“城邦国家”模式、汉萨同盟、神权国家、城市帝国、骑士团、欧盟等“超国家”联合体，以及最近互联网新兴的两个虚拟“国家”：以区块链作为支撑的Bitnation和位于元宇宙之中的The Liberland Metaverse，可见“类国家”组织形式的多元化。同时，它们也在一定程度上和“国家”形成竞争关系，因此“国家”的形成绝不是历史的必然。
在本专题中，郦菁老师主要通过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的理论，来讨论欧洲特殊历史条件下现代国家的诞生过程，对“类国家”组织的讨论引出了蒂利对“国家”的定义：
“让我们把国家定义为不同于家庭和亲属团体运用强制的（coercion-wielding）组织，它在大片的领士范围内在某些方面实施着明白无误的对其他所有组织的优先权。”
其中着重强调的是司法、行政、税收和强制力等方面的优先权（priority）。进而，什么是现代国家（modern state）呢？蒂利的定义是：
“通过集中化（centralized）、差异化和自治结构来管理多个毗连地区（continuous regions）及其城市（cities）。”
郦菁老师分析了定义中的三个特征：连续的领土（continuous regions）、城市（cities）和集中性（centralized）。首先，现代国家没有权力的真空，它的领土拥有连续性，将每一寸土地都纳入其中，是一个边界明确的相对广泛的地理领域——尽管部分国家拥有飞地。与此相区别，帝国则没有清晰的领土划分，而更多地呈现为一种具有模糊性的“势力范围”。其次，在该定义中，城市具有明显的欧洲特征，与中国古代城市往往作为帝国体系的一部分的情况不同，欧洲的城市在封建制下保持相对独立性，城市首先是经济中心，然后才被赋予政治意义。再次，集中性尤其强调政治层面的，即一切命令都是从中心发出的，且没有其他中心能挑战它。
接着，郦菁老师在蒂利观点的基础上进行补充，认为现代国家还部分地具有以下特征：第一，马克斯·韦伯式的官僚体系。即一种以分部-分层、集权-统一、指挥-服从等为特征的组织形态，是现代社会实施合法统治的行政组织制度；第二，确定的主权。主权指的是在一定领土范围内的一种排他性的权力，历史上的主权经历了从神到君再到人的过程，现代国家出现时，则以现代国家代理的形式由人们让渡出主权；第三，拥有首都。以中国古代“辽”这个少数民族政权为例，辽国实行五京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辽国国君需要定时巡游国内的各个部落以加强联系、笼络人心，这也侧面反映出中央化、集中化程度不高的事实。
查尔斯·蒂利的专著《强制、资本与欧洲国家》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2）
随后，郦菁老师就现代国家出现之前的“类国家”组织形式，进行了深入探讨。
首先是帝国。帝国拥有相对固定的政治中心，并以此形成中心-边缘格局，它的地理范围相对比较广大，没有确定的边界。因此，很多前现代的帝国借助地方精英实行间接统治，如中国历史上的节度使和羁縻州。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分而治之的，即帝国内部有高度多元性，包含很多族群。这种分而治之事实上是一种统治术，但它确实给予了帝国在治理上所需要的弹性，使之得以操控不同地方。相比之下，现代国家则由于缺乏这种弹性而很容易产生族群间的冲突。另外，帝国还具有殖民冲动，这种冲动与帝国的维系息息相关。帝国要想维系自身的运转，就需要攫取足够的税收。但是在帝国以农业为本的现实中，土地和人口都可以隐匿，收税的执行本身已经不易，农业作为薄利的产业也不能提供足够的税收。因此，帝国不得不通过殖民扩张，将更多农民纳入税收范畴，来维持自身运转。
其次是欧洲封建制下的城邦国家。由于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的控制，城邦国家拥有高度自治权。司法、立法、税收等权力也相对分散，政治权力甚至表现出非常个人化的特点，国家间的政治关系与王室私人关系高度挂钩。同时，由于控制了贸易路线和金融行业，城邦国家不需要像帝国那样拥有广大的农村腹地，贸易和金融带来的高额利润已经足够支撑它们的运转，因此得以维持在一个较小的领土范围内。
帝国有对庞大领土的需要，城邦国家则可在较小领土中维持。郦菁老师指出，现代国家的领土规模处于这两者之间，因为在中等规模之下，现代国家的成本和收益达到了较好的平衡。
蒂利的国家理论试图解释为什么从公元990年开始出现了如此多元的组织形式、为什么如此多元的组织形式最终导向建立“民族国家”的单一结果。郦菁老师首先对该时期的历史背景作了介绍。
公元十世纪，罗马帝国濒临崩溃，欧洲社会内部政治权力高度分裂，欧洲南部被摩尔人所控制，造成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并立，欧洲政治格局面临结构性变化。另外，从990年开始，欧洲陷入一种长期的战争局面，多数是冷兵器的交锋，持续时间长但不具决定性。在这种情形下，当权者需要从人力和财力两方面为战争做准备，从而出现了依靠强制力和依靠资本两种资源攫取路径。在蒂利看来，一方面，不同地区间天然的差异使得他们在两种路径中作出了不同选择，国家会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积累和集中，由此出现了不同的国家组织形式；另一方面，地方又以不同的形式来抵抗国家的攫取，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结构。
蒂利的国家理论模型中，强制、资本、国家和城市之间的关系示意。
(图片来源：Charles Tilly.Coercion,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p27.）
郦菁老师分别通过意大利和俄罗斯的例子进行解释。意大利北部商业传统浓厚，相比农业税，商业税的税额高、收税执行难度小，因此国家内部机构较为精简。而俄罗斯大部分地区非常贫瘠，农业产出本就很少，国家收税必然面临激烈的抵抗，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国家的强制机构和官僚体系变得很庞大且具有压迫性，也更倾向于对外扩张，侵占更多领土，攫取更多资源。
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的主要职能是为战争做准备。后来，战争减少，但国家在棘轮效应的影响下，对内控制和管理的职能不会消失，官僚体系也不会被取消，国家必须给自己寻找新的目的和资源。因此产生了其它的国家职能，如利用管理、控制的能力，在多个层面上获取社会的信息，给社会提供福利。现代国家从一个单一服务于战争的组织，逐渐演变成一个有多元职能的组织。
然而，各个国家的情况存在差异，它们建构现代国家的过程也不尽相同，郦菁老师解释了蒂利中提到的三种路径，即强制力集中型、资本集中型和强制力-资本集中型。
（一）强制力集中型（Coercion-intensive)
这种类型的国家人口多、土地多，但资本少，没有资本积累，也没有形成城市网络，具有典型的农业国特征——征税难度大、中央与地方对抗激烈、土地所有者和农民对抗激烈……国家需要强制性地积累更多资源，因此进入强制力集中的路径。
案例分析：俄罗斯的国家建构
郦菁老师指出，在俄罗斯的国家建构过程中，最重要的事情是控制农民，并将其他有权从农民身上攫取资源的人纳入管理范围。15、16世纪，伊凡雷帝开始进行国家建构，他将领主的权力收归中央，将其土地收归国家，再以国家的名义重新分配给他们。同时，军队和官僚系统也开始建构。伊凡雷帝始称自己为沙皇（Tsars），在他的主导下，俄罗斯逐步建立起农奴制，规定地主对农民有绝对的控制权，农民不能逃亡到东方去，否则将面临严苛的惩罚。俄罗斯之所以将原本相对自由的农民变成农奴，就是因为建构国家需要集中大量的土地和人力，这才对地主妥协，共同加强对农民的攫取。
（二）资本集中型（Capital incentive）
这种类型的国家人口、土地少，但资本多。如热那亚、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等。它们司法、立法、税收等权力相对分散，领主甚至有相对独立的司法自主性。它们保持着对贸易路线和金融的控制，不需要广大的农村腹地。但是出于安全考虑，它们往往需要用雇佣兵作为自己的军事力量，且容易对神圣罗马帝国等大国产生依赖。由于金融和贸易的发展，资本集中型国家的发展时常伴随着经济危机。例如，贷款给法国国王、教皇等人的美第奇家族一旦崩溃，就会引发很大的经济危机。因此，这种国家后来的民族国家建构，不是被其他民族国家吞并的结果，而是相互合并形成的。
水城威尼斯© ClickAlps Srls / Alamy Stock Photo
（三）强制力-资本集中型
郦菁老师指出，拥有强制力和资本两种资源的国家最后在民族国家的建构中胜出，但它们内部也存在隐含的问题——依靠两种资源建构起来的国家，有着商人和地主两个主体，两者的关系该如何平衡？对此的处理方式关乎政局稳定。以英国为例，建立现代国家后，通过议会的形式由商人和地主共同掌握权力，将二者之间矛盾转化为议会内部的政治斗争，代表商人的辉格党和代表地主的托利党由此诞生。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英国能够实现此种政治安排的前提是，英国的地主并不是一般意义上拥有很大权力的旧贵族——在清教革命中，他们已经和天主教会一起被剥夺了土地。因此这些乡绅事实上属于一个新的阶级，而且在圈地运动中就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因此英国具备在议会中达成妥协的历史条件。
英国议会大厦威斯敏斯特宫© Limes.Media/Tim Schnarr
课程最后，郦菁老师总结了从蒂利的理论中我们可以学到什么：
① 国家建构不是一个单一的线性过程，而是多路径的。
② 在国家建构的过程中，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即国家建构、社会反抗的过程——对后来的政治发展造成持续性影响。
③ 蒂利理论所讲述的是一个历史过程而非普遍过程，中国等非欧洲国家的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与此非常不同。
④ 当我们在探讨以契约、代议民主制为基础的西欧民族国家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时候，蒂利的回答是“是战争造成的”，即war making造成state making，他向我们展现了一个从军事化到民事化的过程。
⑤ 国家建构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因此它也有可能在战争、社会运动等潜在危机中倒退和崩溃。
